看見

「你不是有化妝箱嗎？」

「有啊、有啊，我拿來給你看。」個兒不高的阿階（A-KAI）一 溜煙的往樓上跑，不久，就見他提了只黑色大皮箱回來，沈甸甸的。 原本以為 A-KAI 的化妝箱（一個男人的化妝箱），不外乎就是家中 的化妝盒，小小的，只有一些基礎用品。未料等到 A-KAI 打開皮箱 、拉開所有夾層時，才發現原來他不是說說而已。

◆ 社運出身的影像工作者

箱子裡裝滿了一支支、一瓶瓶、一罐罐、一盒盒五顏六色的化妝品 ，而且全都是名牌。「你看我有這種刷子，還有這種...... 還有色 盤...... 」 A-KAI 像獻寶似的拿出幾件頂級工具，還有模有樣的示 範了起來，竟也，越說越起勁，渾然忘了夜深...... 有人想回家了。

這位談起化妝立刻眉飛色舞的 A-KAI，是走在時代前端的彩妝大師 嗎？不是，他是從社會運動出身，轉而扛起攝影機，並獲得多項紀錄 片獎項肯定的影像工作者。他的本名叫做羅興階，朋友都叫他阿階。

A-KAI 的紀錄片多與工運有關，《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與 李孟哲共同拍攝）、《勞資趣味競賽：你濃我濃》都是其中的代表。 而《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曾於一九九二年獲「中時晚報電影獎 首獎」、「台灣人權報導獎」。《勞資趣味競賽：你濃我濃》，也在 九八獲頒「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隔年日本「山形影展」入圍。

◆ 美麗島事件　觸發拍攝念頭

由於 A-KAI 很早之前就扛起攝影機，留下許多珍貴的社運鏡頭， 在記錄方式又不同於電視新聞報導下，很多人都知道，要借調社運畫 面要找 A-KAI。而 A-KAI 儼然也成為「綠色小組」之外，個人的 「街頭抗爭資料片庫」。只是，這樣的 A-KAI 沒有上過任何「影像」 課程，甚至還不是相關科系畢業，他的學歷是「育德高職建築科」。

「雖然我只有高中畢業，不過很多事情我也看得很清楚。」一九七 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當時在台南白河家中等待當兵的 A-KAI ，原本準備和教會的兄弟姊妹一同歡度耶誕節，沒想到卻是目睹了許 天賢牧師被捕的整個過程。「整個教堂亂了起來，很多人在哭，大家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時我只有十九歲，我也不知道我能幹嘛？而我 手上有一部原本打算拍『歡樂』照片的相機，卻在這時候拍下了牧師 小孩在哭的畫面。」

這是 A-KAI 在沒有任何學理基礎下，拍攝的第一張「報導攝影」 作品。「沒有任何目的，我只是被他的小孩感動，一個想要留下記錄 的念頭...... 」

當兵時的 A-KAI 開始沈迷攝影，喜歡美麗色彩的他，拍了很多美 美的沙龍照。退伍後，他還在照相器材行賣過相機。「我很能賣相機， 是業績最高的一個，我一個星期至少可以幫老闆賣出一部單眼相機。 當時我薪水算是高薪呦，一個月就有一萬六千元。」

◆ 與賺錢工作無緣

不過，好像宿命似的，每次能「賺大錢」的工作，A-KAI 總是做不 久。「憑我的口才，當 SALES 一定能賺錢，可是，很多商人的販賣 伎倆，就連我都看不下去，最後乾脆辭掉。」「後來我想，既然我喜 歡美的東西，又常常跑去百貨公司看化妝秀、服裝造型秀，那我就去 學美容、美髮好了。」

A-KAI 從洗頭工作學起，也到「資生堂」修過化妝課程，一段時 日後，他得到了美容、美髮丙級技術士執照。「我真的很喜歡化妝、 做造型！也很高興可以接觸美的東西。」轉入造型工作的 A-KAI，一 天可以賺六千元，只是很可惜，這又是一個可以賺錢的工作。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創黨前，A-KAI 轉入造型工作不久，在台北「 義光教會」認識了活躍於黨外運動的田孟淑、「田媽媽」，更在她的 鼓吹下開始接觸社運活動。其後更因受到鄭南榕自焚事件的刺激，加 入「北基會」，並在遊行、抗議活動中表演行動劇。同時，捨棄沙龍 照，A-KAI 又開始以相機記錄活動過程。

◆ 紀錄抗爭中的現實

「社會運動有一種魔力，它拉著我一直向前，也越來越投入。」 A-KAI 賺錢的化妝工作越接越少，也因為從事反對運動常被騷擾而被 迫搬離台北大哥家。不過他沒有退卻，反而越玩越「兇」，最後乾脆 放下畫筆、扛起攝影機，到「民主電視台」擔任攝影師。「當時我常 看綠色小組拍的片子，也在私下流通『民主錄影帶』。我到第四台拍 遊行、抗爭、選舉場子，對我自己來說，是從只拍自己喜歡的，到為 『全紀錄』而拍，就連不喜歡的人都要拍。」

不過老是「轉播」一些選舉演講場子，也開始令 A-KAI 感到厭煩， 尤其是「當反對者站穩政治地位後，弱勢就變成一種利用」。於是， A-KAI 辭掉電視台工作，拿著美國台灣同鄉會募來的 HI-8 攝影機， 開始拍他自己眼中所看見的社會運動。只見他天天往立法院跑，自行 出版、自行銷售，而所賺取的金錢，卻又全數投入紀錄片拍攝工作上。

A-KAI 與李孟哲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 一部板橋嘉隆成衣廠女工的抗爭紀實。A-KAI 說他拍紀錄片不是因為 想當導演拍作品，而是心裡不爽，看不下去。在《勞資趣味競賽：你 濃我濃》裡，從一九九六年底到九八年八月，A-KAI 追蹤紀錄了台南 東洋紡織廠關廠勞運過程，真實呈現了抗爭中的殘酷與現實，老闆、 政府的推諉，還有勞工們自己的意見分歧。

◆ 用拍片檢驗治政人物

有人說 A-KAI 的作品很樸實，因為他不做特效、不做配樂，而且 片長比其他紀錄片長很多，每部都長達一百分鐘以上。「我的紀錄片 沒有腳本，都是用實際發生的例子來說故事，沒有事先設想好我要什 麼內容，也沒有旁白安排紀錄片情境。所以為了把話說清楚，片長都 很長。」

雖然他曾受蔡有全、許曹德被捕刺激，加入民進黨；也在社運情感 上，與民進黨交集較多，只是，很多政治人物在他眼中看起來都是一 樣，甚至有更多批判。而拍片，就是 A-KAI 用來檢驗政治人物言行 的最佳工具。所以也有人說，A-KAI 將紀錄片當成是他實現社會理念 的手段。對此他也很坦誠的說，「沒錯，就算我拍勞工，但勞工的無 奈還是勞工的。所以我只是用勞工素材，來表達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

A-KAI 拍的紀錄片越來越多，關懷的層面也越來越廣，只是他從 沒有申請過任何補助。所以為了生活，A-KAI 偶爾接朋友的案子來作、 偶爾當別人的攝影助理，或者偶爾也出租他的器材。只要一賺錢，就 把它投在自己的紀錄片裡。「申請補助有截止日期，我也不想搞企劃 案來限制自己。我喜歡自由，也想要靈活運用。」

目前 A-KAI 已經拍攝了一年有關廢棄物污染的紀錄片，什麼時候 會完成也還不知道。而他也依然出現在各個運動場子，依然透過攝影 機，建構他眼中的社會。選擇攝影機、選擇較不富有的生活，A-KAI 從沒後悔過，「我還能拍，生活就有意義」、「沒拍不爽」但放棄化 妝，A-KAI 心中還是有一絲遺憾，「色彩、香水還是很吸引我。逛百 貨公司的時候，還是會有想買化妝品的念頭。」

羅興階　街頭ＳＰＹ

台 灣新聞記者協會會員羅興階，以「勞資趣味競賽——東洋針織關廠事件」紀錄片，參加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獲得入圍，今年十月將受邀赴日參加展出，自稱街頭SPY的羅興階，多年的努力，終於看到成果。

　台南縣新市東洋針織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惡性關廠，員工辛苦一、二十年，等待領一筆退休金安老，卻在一夕之間付諸東流，對資方的惡意舉 動勞方群情激憤，幾天後開始展開抗爭，自發性地組織、動員、圍廠、上街，甚至坐火車到行政院抗爭，雖然遭到警方強力驅散，但這群純樸的鄉下人，為了爭取本 身權益，持續不斷抗爭近兩年，諷刺的是，最後先讓步的，竟是政府。

　勞委會為了平息勞工的憤怒，同意以貸款方式發放部分款項，純樸的勞工覺得已獲得政府回應，結束抗爭，回歸鄉里。但部分勞工因不了解貸款細節，或因心中仍存有憂懼，不敢領取貸款，等於又回到原點。

用鏡頭寫歷史

　羅興階從八十五年十一月東洋勞工抗爭開始，主動前往拍攝紀錄片，勞工對這位不速之客，從懷疑、接納、熟識、成為好朋友，最後因朝夕相處， 培養出革命感情，「阿階」的鏡頭無聲地關懷著東洋勞工，也成了東洋勞工怒吼的出口。扛著攝影機，羅興階從新市工廠門口，到台北街頭，一路跟隨抗爭的勞工， 記錄勞工在每個階段的外在行為及內心變化，東洋勞工在運動中學習成長，從生產線上的小人物，蛻變成爭取權益的大巨人，透過羅興階的鏡頭，東洋勞工的自發性 運動，為台灣的勞工運動史，留下深刻的足跡。「東洋針織關廠事件」 是一次勞工運動的完整紀錄，也是研究勞工運動史的重要史料。

　這支從八十五年十一月拍到八十七年八月的紀錄片，曾受成功大學學生社團邀請，在校園內播放，受到學生熱烈回響。參與抗爭的兩位勞工也受邀參加，雖然事隔多月，但當勞工看到紀錄片時，仍忍不住紅了眼眶。

　之後，羅興階自費請人將紀錄片內容翻譯成英文，花了近三個月製作完成，寄到日本參加山形紀錄片影展，獲得亞洲新進獎入圍。

　羅興階的工作還沒結束，他將繼續記錄工人結束抗爭後的生活，並希望能邀集參與抗爭的工人，大家一起來看這段汗水交織著淚水的回憶。

獲國內外影展相繼肯定

　山形影展兩年舉辦一次，是亞洲地區具一定權威性的影展，國內知名導演侯孝賢及知名紀錄片工作者吳乙峰，都曾接受過山形影展的洗禮，吳乙峰的作品並受邀在這次影展中台灣主題館內展出。

　非科班出身的羅興階，沒有上過一天影像的課，憑著一股對台灣社會的關心（他自己則說是「毒癮」），完全自己摸索，以「全都錄」方式，長期間記錄社會底層的身影，再用時間來串場，完成一支支震撼人心的紀錄片。

　長期的付出，為羅興階贏得一九九八年台北影展最佳紀錄片獎，一九九二年中時晚報非商業影展首獎，一九九二年台灣人權報導獎，以及鄭南榕自由新聞報導獎。

　曾經做過相機銷售員，有美容、美髮技術士執照，原本計劃朝整體造型設計師方向發展，但為了記錄社會運動，羅興階放棄固定的工作，他知道自己屬於街頭，只與底層的脈動共鳴。

記錄底層真實的靈魂

　根據羅興階友人中國時報台南市記者吳昭明的觀察，一直浸淫在街頭運動的律動，羅興階不能不受影響，蔡有全、許曹德被捕時，他受到震撼，由蔡有全介紹加入民進黨。但政黨可以選擇，不變的是透過底層的眼睛看人、看事件、看台灣，也因此，羅興階的鏡頭，多流露批判意識。

　羅興階也選擇性地記錄政治事件，最近他全程參與蘇煥智苦行廢國大的影像記錄工作；台灣底層正時興的檳榔西施，也是羅興階關注的對象，他已完成平面紀錄，計劃好好做專題。

　阿階說他自己是街頭的SPY，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記錄社會底層真實的靈魂，當曾經一起在街頭衝撞的草根政治人物，一個個進入廟堂之後，阿階還在江湖四處流竄，大家見了面相視一笑，盡在不言中。

　羅興階是一位熱愛台灣，和最底層的一群人共同歡笑、一起流淚的影像工作者，下回在街頭碰到他，不妨向他訴說你的心聲。 （作者為中國時報記者） {MW}

勞資糾紛 趣味競賽

往事只能回味– 2002，台灣，89分鐘，羅興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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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塵封十年的關廠失業工人抗爭事件。 1992年10月，勤翔紡織員工為了籌組工會，竟遭公司無情的打壓，資方從調職、減薪到突然關廠; 員工從忍氣吞聲到圍廠抗爭、再走上街頭抗爭，並且找工運人士來 全程指導。

台灣勞工第一次向總統府請願、第一次向行政院請願，是這

群來自台南鄉下的底層勞工，他們的抗爭過程及一舉一動影響了往後台 灣勞工抗爭運動的模式，也是台灣失業工人抗爭首篇血淚史。

隔了十年，羅興階A-kai持著攝影機去找尋這些勞工，在無預知的情況下拍到再見面時那一剎那的驚奇與憾動，也挑動了他們的回憶。 十年前，他們爭取勞工權益勇敢走上街頭; 十年後，他們為了生計，只求溫飽安份守己，不願意也沒勇氣再走上街頭了!

〝勞工尊嚴與權益，在這十年中並沒變得更好，外勞侵蝕了台灣勞工的生存〞片中主角裴文祥這麼說。  

對這些勞工而言，十年前的往事，只能回味；而A-kai，用紀錄片的方式回味往事。

值得一提是，攝影機的存在，在片中發揮了對抗公權力的作用，台灣官方的無能，在羅興階鏡頭見證下一一呈現。

導演

羅興階(A-kai) , 台南縣白河人，非學院、非體制、非主流的紀錄片工 作者及平面攝影師，早在解嚴前就經常活躍於台灣黨外運動，16多年來經歷了無數的政治示威遊行及街頭社會運動。

1990年開始嘗試拍攝紀錄影片，作品受到街頭運動的影響，經常使用原始事件的記錄，不加任何旁白。無論平面或影片都以社會議題為主要領域，反對運動、勞工抗爭、與環境議題等題材;精神症、低能症等社會人文問題是近來的素材。
拍片是一種蹲的耐力喜歡在影片裡清楚地標示紀錄者的存在，以一種「自我」的方式介入。
長期來以自己的力量獨所拍攝的資料片已經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重要的資料庫。未扛攝影機之 前做過售貨員賣照相機，演街頭行動劇，也做過美髮造型及化粧師。
近 年來將影片中的人物用油畫作品做另一次的詮釋。

對紀錄片的熱情與堅持，或許出於自己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吧!

The Way We Were （2002，Taiwan，89min，Lo Shin-chieh ）

Synopsis

Spanning over a period of 10 years, this film is about a group of workers who stood 

up in protest against an illegal factory shutdown. In October 1992, Chin-Shiang Textile

employees suffered various assaults by the company from salary cuts, to unexplained

demotion, to the sudden shutdown of the factory. From reticence to picketing the 

factory, the dispute escalated to public demonstrations and even the active involvement

and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s from Taiwan’s Worker’s Movemen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s history where laborers appealed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s well

as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for help. This group of grass root laborers

from Southern Taiwan set the mode and a precedent of Taiwan’s labor disputes. 

The process of their fight wrote down the first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labor

movement.

Ten years later, Director A-kai returns with a camera to film the same laborers. 

Without giving them prior notification, what he caught on film were their genuine 

sentiments of nostalgia and pleasant surprise. Ten years ago, they rallied and

fought bravely on the streets for their rights. Ten years later, they ask only for the 

opportunity to keep a job so they could survive and feed themselves. They no

longer have the courage to rally and protest. According to Pei Wen-Shiang:

“In the last ten years,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common laborer have not

improved. Foreign laborers have corroded the chances of survival for the Taiwanese

laborer.” For those workers, experiences from a decade before, can only be  re-lived 

in their memories. Director A-kai recounts their experience through this documentary 

film.

In the film, the presence of Lo Shin-chie’s (A-kai) camera demonstrated the power 

of the media to monitor and challenge  public authority by recording and revealing 

the incompetence of Taiwan’s government officials.

Director :

Lo Shin-chieh (A-kai) is an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documentary filmmaker and 

photographer from White River, Tainan (in Taiwan). He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unsanctioned political movements before martial law was inactivated  in Taiwan. 

For over 16 years, he has participated in countless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1990, he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documentary filmmaking.

A-kai adheres closely to the truth by using no narration whatsoever, in order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his subjects. Whether for film or print, the topics he chooses

always deal with social  issues involving labor disputes, environmental crises, as well

as socio-cultural problems such as psych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disorders. A-kai

insists on marking the presence of the documentary filmmaker in his films. He is 

determined to show his audience the process and spirit by which his films have been 

made. For a long time, A-kai has made his films entirely on his own. He is Taiwan’s

only truly independent filmmaker. His projects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in film

festivals both here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His films have also been embraced 

as the textbook for domestic labor education. The material he shot has become a

database of Taiwan’s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Before he became a filmmaker,

A-kai was a camera salesman, a street performer as well as beautician and make-up 

artist. In recent years, he has been using oil paintings in his films to give a different

kind of subject interpretation. A-kai’s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is perhaps a 

reflection of his own desire and expectation for social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