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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之音》與《生命》文 / 李幼新

最不想看的,就是吳乙峰的《生命》與全景工作室有關921地震的紀錄片,看那些影像會內疚,會有罪惡感。就算能寫出第一流的分析解讀評論文字,總抵不過到災難現場去身體力行、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與動物。看這些影像創作,使得自己好像是在象牙塔裡做白日夢的中產階級,偽善而缺乏行動能力,看別人受苦受難,辛苦耕耘而自己感動一番,就事如春夢了無痕了。自己明明無產階級,卻有著類似中產階級的身段,真是既可恥又荒謬。後來被「全景」盛情力邀,於是不得不看了其中兩部,自己萬分狼狽。


看了吳乙峰的《生命》,方才體認到自己預設立場以為會看到什麼,跟吳乙峰實際讓我們所看到的,有一大段落差。雖然都在痛苦、都在受難,每一受災戶的情形不盡相同。甚至,同一家的各個成員身心受創後的調適方式也可能南轅北轍。原本以為想像力的無窮必然凌駕個案實例的具體舉證(何況任何一部紀錄片的篇幅長度也不可能悉數列舉),看了《生命》,赫然發現這麼多種情況竟能超出想像意料。倖存的族群,有人從此再也睡不安穩、難以入眠;有人要開燈才敢歇息;有人夢見亡母卻夢不到亡父,而母親永遠不是正面的輪廓;有人因而所有的節日從生命中一筆勾消(母親節沒有母親、中秋節團圓夢碎……);有人夢見死去的長子(在另一個世界?)呵護死去的幼子。有人跟倖存的家人關係更堅牢,彼此相依為命;有人跟倖存的家人更隔閡、更貌合神離。吳乙峰不但跟他所聚焦、所跟拍的人物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耐心傾聽,他也同情、關切他沒有拍攝到的,以及那些被他的主角(們)抱怨的、批判的親友。地震巨災造成了人際恩怨的重組,吳乙峰悲憫每一個人。


《生命》的電影形式相當別致。導演用他跟好友王家勳書信往來的畫外音旁白串場(由於斷斷續續呈現,有時候我會被地震受災戶的群像或個別心聲深深吸引而忘了吳、王的書信你來我往),特別是有一回王家勳提醒吳乙峰拍攝這部紀錄片的負面危險是人家想要忘記傷痛你卻可能又去勾起人家傷痛記憶。(其實片中常有影像工作者的省思,譬如有位家人大多罹難的女孩起先不願被拍,後來答應被拍,但要求導演偷拍她與同學的日常生活,讓誠實的導演陷於拍與不拍的兩難掙扎。)有時候,你會覺得王家勳像是吳乙峰的另一個自我,或是兩人構成辯證式對話思考。有時候,王家勳既好似吳乙峰過去記憶中的好友言行,又宛如吳乙峰未來想像中好友可能的見解勸諫,這種打破真與幻、讓過去與未來一體兩面的舖陳,吳乙峰為紀錄片開拓出新的形式。吳乙峰不但頻頻向外看,而且屢屢向內看,把災民與自己坐輪椅不大有生存意志的父親對比映照。吳乙峰以為那些經歷苦難傷痛災民勇敢重生的奮鬥歷程可以讓自己的父親受到鼓勵,不料父親寧可置身災區早死早了。辛酸哀愁中,導演也暗示了從生活到電影,同樣事件會被不同的人作出迥異的體認與解讀。所以有人從災區廢墟找到結婚照片憤而扔棄(人都死了,影像有何用?);有人卻因為再也挖不出結婚照片,乾脆盛裝補拍(重生的毅力就像壓不碎的玟瑰?)當然你我也會感動吳乙峰與王家勳的深厚友誼與永恆理想,媲美<樹猶如此>的白先勇與王國祥。


看李中旺導演的《部落之音》,讓我哭泣,那理想或許不算「破滅」,卻是「重挫」。921地震後,阿烏與瓦歷斯‧諾幹回到部落為災後重建播種耕耘,代溝與誤會衍生出原住民族群的分崩離析,彼此猜忌。這部紀錄片非常細緻地展現事情的來龍去脈,相當冷靜公允地讓各家各派表達理念、眾聲喧嘩、百家爭鳴。這是原住民題材中非常重要的「進階」紀錄片。一般紀錄片對於弱勢族群通常尊重、關懷,只能算是「入門」;《部落之音》可貴的加進深沉的反省、批判(不是導演扮演先知來批判,而是由影像、由人物互動來凸顯)。片中原住民沒有一個壞人卻衝突洶湧。原住民也像漢人一樣在年齡上有代溝,在作風上有些人官僚,在感性的「和為貴」上掩蓋了、排擠了理性的思考與實踐的動力。除了原住民的內部矛盾,各級政府的有眼無珠,視而不見(譬如地震前,山地部落就沒有自來水)的種種問題現象早就令人垢病,所以本片不僅著眼當下、開展未來,更質疑過去。巴亞斯是用聲音演出的男主角,口才與歌喉俱佳,思想理念既為中生代改革派推波助瀾又深諳包容安撫拘泥傳統的保守前輩的反彈。電影學者胡台麗覺得大家只見《生命》不知「部落之音」是一大憾事。《部落之音》何止不遜《生命》,簡直就是台灣紀錄片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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